2010年03月31日 王瑞斌 绿公司
2005年出于对中华5000年古老文明的尊敬和对未来中国市场的憧憬，Google来了。
2010年，Google却满怀纠结与惆怅，公开声明可能会离去。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人类文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在同一座棋盘上以不同的规则展开激烈博弈，这将如何重塑我们这个世界?
然而，重要的是，在一个互联网链结起来的全球化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Google的中国结
Google事件可能有另一种博弈方案，如果双方都更具智慧和耐心，世界的未来也会更有希望。
2010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未来许多事情的走向，都要从现在找到根源。
1月13日傍晚，《绿公司》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清华科技园6号楼的中国谷歌总部门前，这里从午后就开始热闹起来，不少大学生和上班族组成的Google粉丝们自发地聚集到这里。他们在印有Google(谷歌)标志的大理石标牌前献花、献辞、摄影留念，一直到寒风料峭的午夜还有人驻足留恋不肯散去。
与此同时，互联网空间内关于Google在中国命运的讨论也空前热烈起来，Google与中国的冲突成为此后两个月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事情缘起于Google公司副总裁、首席法律事务官大卫·德拉蒙德1 月12日在官方博客上发表的博文。在这篇名为《对中国的新策略》文章中，他代表Google总部声明：Google的Gmail服务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攻击，而中国政府长期的互联网审查和控制迫使其开始重新评估在中国商业运营的可行性，Google决定不再对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并将就此与中国政府展开磋商。如果磋商未果，Google将不排除可能关闭其中文网站google.cn，并退出中国。
Google此举直接指向中国多年以来依法进行的对于互联网的严格管制，尤其是2009年伊始延续至今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引发了人们对于互联网治理方式的反思与争议，这一声明引发的轩然大波不亚于一次海啸。
尽管献花的人群很快就被清华科技园保安劝退，宣称该行为“未经批准”属于“非法献花”。但是夜幕下摇曳的烛光、成堆的花束以及人们严肃的音容还是为平日乐观、阳光的谷歌大楼营造出一种迷离的气氛，流露着人们对于 Google的忧思，也体现出人们对于中国互联网未来走向的高度关注。
这些花束和媒体上的争议纠结在一起，注定此事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为2010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丝暧昧。
重要的是，在一个互联网链结起的全球化世界内，人们感到自己已经无法置身事外。
难解的中国结
其实Google与中国的纠结由来已久。
自从 2000年Google推出中文搜索以来，对于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而言，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复杂而头疼的问题。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感，可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之势却无法忽视。
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之外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之一，但是中国政府在看到互联网对于社会、经济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互联网可能带来的弊端和风险，因而研究探索出了一套基于中国国情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在保证互联网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严格的依法管制，并建立了一个防火墙体系，来过滤、屏蔽淫秽、低俗、非法信息。
这一问题令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备受困扰。2002年Google被中国防火墙屏蔽在外的事件，就曾令布林和佩奇感到棘手万分。他们开始认真阅读关于中国历史、商业和政策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四处找人寻求对策。布林说，“中国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直到2004年，Google高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之时，还是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进入中国。这意味着Google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外徘徊。
2004年到2005年间，Google就不停地邀请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到其总部，就如何顺利进入中国市场进行研究咨询。一位参与过讨论的学者说，谢尔盖·布林明确告诉他“如果自己有权决定的话，他宁愿选择放弃中国，但是他不能束缚Google发展的能力”。
在决策思考的过程中，如何平衡Google的价值观和来自中国市场的商业机会，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2005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谢尔盖·布林与著名互联网评论人约翰·巴特勒探讨Google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时说，“很多公司会认为‘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我们如何才能分一杯羹’，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才能做更多好的事情。”
布林认为与电灯、玩具、汽车等传统企业进入中国的情形不同，这些企业的赌注就是成本，但是对于Google这样一家以知识和信息服务为产品的公司，除了成本外，还必须压上价值观和信誉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赌注。
布林担心的是，如果对中国做出让步，接受互联网管制和审查，这将使Google 在全球范围内开辟一个先例，在进入任何一个市场之前都要与当局谈判，并接受一定程度的审查。这不仅会被人指责，而且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一旦其他国家政府甚至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发现Google搜索结果中有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时，也会提出相应的抗议，要求Google做出让步，对搜索结果进行人为干涉。这不仅会使Google的形象受损，更会使其赖以立足的技术客观性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质疑。
在布林看来，Google不但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而且传承了这场革命早期的理想主义精神。“这场新运动的标志就是推崇自由、自然、独立及对控制的抵制”，这注定了Google面对中国问题时的两难处境。
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话，Google将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假如将网站建在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将会对引起敏感反应的搜索结果加以审查和过滤;若在中国以外建立网站，那就如以往那样更容易导致中国政府将Google完全屏蔽。
布林坦陈，如果中国用户不能使用 Google的话，Google就在为他们服务这一点上失信了;而另一方面，如果接受来自中国的审查又违背了谷歌的“是非观”。布林说，“必须要充分衡量得失。企业必须要有责任感。”
妥协与纠结
2005年之前一批Google的华人工程师就利用自己20% 的自由时间为公司做有关进入中国市场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负责中文搜索的范丽、Google CEO施密特在斯坦福大学客座授课时发现的得意门生姜植梅、以及Google最资深的工程师之一并行计算专家朱会灿博士等人)，在对中国互联网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以及法规政策做了详细考察之后，他们给予施密特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前景将令人兴奋，中国人需要Google，因此进入中国并接受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是值得的。
随着2005年李开复的加盟，Google找到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妥协性解决方案，那便是在 google.cn的域名下，独立把中文业务放到符合中国政策要求的框架下运营。这个方案的实质正如李开复所说，Google在中国不是要做Google China(Google中国)，而是Google in China(中国谷歌)。
这一举措是相当特别的，因为Google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推出一个这样的本土网站，因为这意味着愿意把服务器放入该国，并接受该国法律管辖。无论是Google.co.jp(日本)、 Google.ru(俄罗斯)、Google.fr(法国)，提供网页索引和快照数据储存的服务器都在美国。
Google一直担心如果服务器放到中国，会影响到自己在全球其他市场的规则，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安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黑客的入侵破坏;一个是其核心架构被复制。 2006年之前，国内用户使用Google，登录的都是Google.com，其服务器设在美国。即使在Google注册Google.cn以后，刚开始一段时间Google.cn的服务器也是放在美国加州Google总部。
最终，Google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将网站建在中国，这被认为是朝着“整合全世界信息”的终极目标迈出了一大步。Google高层的判断是，几年后中国网络市场将超过美国，因此Google在中国的战略重点是用户而不是收入。
2005年7月19日, Google宣布将在中国建立产品工程研究院，随后派出工作组在北京陆续考察写字楼寻找理想办公场所，最后进驻清华科技园。
2006年 1月25日，谷歌推出google.cn，施密特4月12日来到北京宣布Google的中文名字为“谷歌”，Google从此正式进入中国。“谷歌”含义是 “欢愉之歌”“丰收之歌”，寓意丰富多彩的搜索体验。对谷歌而言，用户获得丰富搜索体验的过程，就是自己获得巨大收益的过程。
Google满怀希望的进入，提振了人们对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信心。然而，希望与现实总会有差距。事态进展并未如“谷歌”这个字眼许诺的诗意般的前景那样美好。李开复事后在其自传中透露，google.cn发布的第一天就引起国际媒体一浪高过一浪的讨伐之声。
因为，当中国用户登录 Google.com网站之时，网址会自动跳转到google.cn，当用户搜索部分词组、句子或图片时，会在网页底部显示“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等字样，这表示搜索结果已经被自我过滤了。
尽管Google声称中国版搜索器是依据政府管制的最低标准进行的过滤。但批评者仍就指责Google这一做法违背了自己过去标榜的搜索技术客观、公正、完整、不人工干预的原则。尤其是与西方信息自由的价值观相抵牾。当时的《时代》杂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质疑：“究竟坚持道德的Google是否已经出卖了自己的信誉?”;《商业周刊》指责Google在中国的行为是实行“双重标准”;《中国网络审查制度》作者约翰·帕尔弗瑞认为“Google到中国只是想去赚钱”。
这些外界批判也引发了Google内部的质疑，很多工程师都开始怀疑：这么急迫地推出google.cn是否明智?美国总部面临强大压力。李开复不得不改变在中国的工作安排，飞到美国与总部沟通。那次，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非正式会议竟然有300人参加，会议规模史无前例。为此，在2006年李开复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硅谷总部。
李开复透露，有一次在山景城Google总部与布林一起用餐的时候，布林曾流露出考虑撤掉google.cn的可能性。因为布林依然对Google在中国的运营策略表示怀疑，他不能确定Google在中国采用自我审查机制是否正确。这给了李开复不小的压力。
曾有一晚，李开复将 Google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员工召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给所有人以最后的心理保障：“我已经和总部沟通好了，即使Google退出中国，也不会放弃 Google在中国的员工。”
在李开复的斡旋下，Google开始了纠结的中国之行。李开复及其中国团队坚持以符合中国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本土化策略展开中国谷歌的业务布局，2007到2008年间通过并购整合与合作运营，中国谷歌推出了地图、图书、音乐、热榜等一系列本地化服务，与迅雷、傲游、康盛创想等本地互联网公司展开合作，这都为google.cn带来可观的流量，中国谷歌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份额节节攀升。到2008年第四季度，Google在中国互联网搜索市场上的营收份额为26%，比2006年第一季度的13%翻了一番。
然而，这一令人瞩目的业绩并没有消除Google高层对中国政策和环境的疑虑，这一妥协性方案并没有使其消除内部的分歧，为其进入中国铺平道路，反而成为Google全球扩张中最纠结的一次实验。
除了施密特之外，Google的两位创始人一直没有来过中国，在他们远距离的观察下，中国谷歌一直处于连续不断的麻烦之中，从“ICP网站牌照门”到“谷歌拼音抄袭门”以及“李开复漏税门”，Google在中国不断陷入严重的公共舆论危机。他们的判断中，将所有问题一并归咎于中国政府的严厉管制。在各种问题不断袭来的过程中，“李开复像个救火队员一样穿梭斡旋。”在Google总部、媒体和中国监管部门之间疲于奔命，然而事态的发展远在他的控制之外。
Google高层最终的理解是，中国谷歌以价值观为赌注展开的并不是一项对等交易：非但无法规避中国互联网管制体系不断的审查和屏蔽，Google的全网服务反而遭遇到更频繁的中断和封锁，这令其恼火万分。
而西方媒体的指责和批评，则进一步为这种判断火上浇油，2007年2月，《时代》杂志这样描述Google的处境：“枪口下的Google”，在他们看来：显然，有原则的Google在中国被劫持了。随即，一个月后之后，Google的博客服务Blogger/Blogspot被屏蔽，进一步为这种判断提供了佐证。
应该怎么办?
其实，在中国谷歌发布之后不久，2006年6月初就曾经有一段时间，Google.com无法在中国正常登陆。这被普遍认为是Google.com在中国受限所致。期间就传出Google试图撤离中国的传言。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布林也明确对Google的中国策略表示了怀疑，“我们当时认为，如果根据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变通，那么可能会为中国用户提供更多信息和更有效的服务。但从目前情况看来，也许坚持原则更为有效。”
但是，布林同时也表示，在决定是否改变现有策略之前，Google将在当前的自我审查制度下继续提升Google.cn搜索服务。如果不能在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和满足中国本地政策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Google将会重新评估 google.cn，并有可能退出中国业务。
然而，接下来的历史表明，Google似乎很难在中国寻求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在不继续伤害自我原则的基础上，在中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随后出现的一系列麻烦使得Google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在中国的应然策略。
最早的麻烦其实并不是Gmail被攻击，而是YouTube被屏蔽。
2007年10月Google旗下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开放了针对台湾及香港两地的中文版本，同一时间中国大陆就开始无法访问YouTube。尽管不久后可以正常访问，但在2008年3月中旬西藏事件之时YouTube被再度屏蔽。
两次服务被封锁，引起Google总部高度关注，施密特在2008年3月17日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在北京就此事进行了会谈，蔡名照当时否认国新办知道屏蔽之事，并保证展开调查，一周后YouTube解封。
2009年，中国互联网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则使Google进一步感觉到中国问题的复杂。
2009年伊始，元旦假期刚刚结束，1月5日，一场由国务院新闻办牵头、工信部、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7部委联合发起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将Google推到风暴眼中。
这一专项行动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净化网络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推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当日发布的“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第一批曝光网站名单”中，Google赫然出现在第一位，同在前三位的还有其中国竞争对手百度和最大的新闻门户新浪。名单中指明Google曝光理由是：“google”的“网页搜索”、“图片搜索”结果中存在大量淫秽色情网站链接;该网站接到举报中心的通知后，未采取有效措施。
显然，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整治风暴Google没有任何准备，缺乏有效应对方案，成为这项“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的重点整治对象，2009年6月 18日，又被“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及中央电视台同日通报批评。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召见李开复，对“谷歌涉黄”事件进行执法谈话，宣布暂停其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词搜索业务，责令其进行整改，彻底清理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6月24日晚21点左右，Google.com及其所属的 Gmail、文档等服务因此无法访问，次日下午才回复正常。
李开复及Google高层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部门行政冲动，而是中国长达30年来规模庞大的系统性“扫黄、打非”行动中又一次态度坚决的合乎国家逻辑的互联网整治行动。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于“对党、对国家、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这场“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对网上低俗信息进行集中整治，态度坚决、执法严格、令人敬畏。
在1月5日的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的部署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强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执法，敢于碰硬，对在网上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和低俗信息的不法分子，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严肃处理。对屡教不改、影响恶劣的网站，要曝光一批、处罚一批、关闭一批，绝不姑息迁就。”
作为这一行动合乎逻辑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6月推出“绿坝花季护航”的电脑过滤软件，以支持进一步净化网络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低俗信息的侵害。
中国互联网的治理力度在2009陡然加大，而 Google显然没有充分适应这一变化。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政监管和技术屏蔽越来越严厉。 2009年7月5日的新疆骚乱事件发生后，YouTube和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络服务一起被长久屏蔽。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互联网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也被空前强调。在之前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公安部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在互联网上传播散布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有违社会公德的信息。然而在危机事件突发时，Google显然没有意识到，通过其服务传播的部分违法信息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可能会恶化其在中国的运营环境。
至此，Google旗下的视频分享(YouTube)、视频搜索(Video)、网络相册(Picasa)、网络论坛(Group)、电子表格 (spreadsheets)等多项服务几乎被全线封锁。
双重压力下备受责难的李开复也在9月离职创业，对外宣称是做自己喜欢做而且能掌控的事情，但言外之意，不难理解，Google在中国遭遇的公共危机和现在的局面，他已无法掌控。
李开复离职后不久，Google图书就遭遇“版权门”。随后，2009年12月，Google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又一次受到央视指责。外宣办副主任钱小芊则在最近的一次电话会议中明确指出，要把加强对搜索引擎网站的管理作为“扫黄打非”的工作重点之一，做好过滤关键词设置工作，对境外情色、非法网站进行有效屏蔽。
显然，在中国政府加强互联网管制的动向下，Google忽然间变得更加水土不服。对于这一举措的不解与迷惑在12月底Gmail被攻击事件中被进一步放大，无疑使其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过激，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其全球技术系统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对于两个技术天才这种刺激是不能忍受的。
“这些攻击所揭示的监视行为，以及在过去一年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使得Google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应该评估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 大卫·德拉蒙德在《对中国的新策略》的这番话，表述的是Google两位创始人及其高层的如实心境。
很多人认为，这项声明是在仓促间出台的，体现了Google一贯的傲慢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无知，殊不知这项声明是Google长达10年来对中国的理解和思考，以及5年来在中国的复杂遭遇，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在拜访过Google总部并与德拉蒙德有过交往的谢文看来，这项声明措辞严谨思路清晰，绝非仓促行文。
施密特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在中国开展业务，但是在德拉蒙德发表声明一周后，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的专访时，他表示“Google和很多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在IPO之时，就声明我们要与众不同，我们并不总是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发表声明一事是我们一贯主张的延伸。如果从商业角度考虑，Google确实应该继续留在中国接受审查。所以，这不是一个商业决定，这是一个基于价值观的决定，我们尝试从全球的角度去选择最好的方案。”
2010年2月12日，在南加州召开的TED大会上，布林与主持人克里斯·安德烈森谈起此事时说：“我是个乐天派，我想在中国的体制里找出一条真正可行的办法，提供更好的信息。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很傻很天真，没错。但我如果不是很傻很天真的话，就不会在1998年开始做搜索引擎。”
控制还是信任?
Google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市值高达1693.84 亿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100多种语言展开服务。作为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占据全球62%以上的搜索市场份额，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瑞典等十几个国家市场占有率和访问量均排名第一。Google去年236.5亿美元的收入内有50%以上来自于海外。
能取得今日的成功，“归根到底，Google的故事全都与其产品有关”，正如互联网先锋人物之一、美国在线创始人史蒂夫·凯斯所说，“Google产品的优越性是有口皆碑的。人们因为他的优越性而使用它……它是一种更好的搜索引擎和获取信息的方式。这是它的核心推动力。”
Google 从来不为自己做广告，Google在全球扩张靠的是口碑相传和用户的自然选择，这种选择和口碑的前提是用户对于Google服务的信任。可以说信任是 Google的核心资产。正因如此Google将“值得信赖”与“有用”、“快速”、“简单”、“创新”、“美”一起当作Google追求的、构成用户体验核心的10条原则之一。
然而，信任的前提是搜索引擎服务的质量，也就是当用户在搜索框内输入某一关键词的时候能够提供最匹配的搜索结果。决定这一点的是搜索引擎的算法。所谓“算法”就是搜索引擎系统软件公式的简化形式。就Google而言便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1998年创立的“Pagerank”和“超文本匹配分析”。
根据这种算法，关键词绝不允许被控制屏蔽;排序的搜索结果，绝不允许被人工干扰;广告和搜索结果有严格明确的区分，放在搜索结果右侧，绝不混淆。Google认为精密计算和纯粹计算能力是推动搜索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有当计算机运算不能解决搜索问题的时候，它才十分不情愿地人为介入。
在公司起步阶段，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就坚信，唯有算法才可以决定搜索的结果，对搜索结果进行人工干涉不仅会降低搜索效率、制约搜索引擎数据扩展规模，更主要的是对搜索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造成损害。这种唯技术主义的主张，在Google扩张过程事实上造成了不少困扰。
2004年用户在Google内搜索“犹太”这个单词时，一个反犹主义网站会出现在Google搜索结果页面的顶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都是犹太人。当时，他们收到朋友和世界各地许多用户的电子邮件指责，要求Google对这一搜索结果进行人工干预。布林说，他也对这个网站十分反感，“但是搜索排名的客观性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原则。我们不要让个人观点——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种族的还是别的什么因素 ——影响我们的结果”。
Google一直认为，摒弃人类偏见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最终的发言权交给算法。所以恰如约翰•巴特勒所说：Google对技术的信任超过对人类的信任。
从技术原点上，Google天然地对搜索引擎的人为干涉和控制相抵触。在《Google将带来什么?》一书中，作者杰夫·贾维斯将之总结为Google时代的一条定律：“控制与信任成反比”，即你控制的越多，你获得信任越少; 你移交的控制越多，你获得的信任就越多。
正是从这一原点上出发，Google提出一个宏大抱负“整合全球信息，让其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和使用”。然而，无论是将搜索从网页扩展到视频、图片、文档，还是推出博客、视频分享、社区服务都将“不作恶”当作一条金规则，努力杜绝一切人为的控制。Google价值观中有一条原则便是“不作恶也可以赚钱”，这对Google而言并非空谈。
2006年1月19 日，Google总部所在的圣荷塞联邦法院依照美司法部长阿尔伯特·冈萨雷斯的要求，签发命令强行要求Google提交用户使用搜索引擎的记录。包括 2005年6月1日至7月31日两个月之间所有搜索的关键字、关键符号以及通过Google搜索引擎可定位的全部网页地址。
美国司法部试图以此为依据，对美国人搜索色情信息的情况做出判断，并推动7年前被美国高等法院宣布违宪的《儿童在线保护法》再度生效，以保护儿童免受色情网站之害。
Google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了长时间交涉，但没能取得一致。因此Google最终决定抵制政府这一要求，拒绝按传票要求行事。当时微软MSN、雅虎 Yahoo!和美国在线都向司法部提交了相关资料。
Google认为如果同意政府要求，那将意味着Google愿意暴露用户的信息，同时愿意接受政府对搜索引擎的控制与审查，这不仅违背Google价值观和技术原则，也将对Google的系统安全形成威胁。这对于Google是不能接受的。
这两点其实也是Google当时进入中国之时最为担心的。正因如此，Google将涉及到用户隐私和用户提交内容的服务，如 Gmail、Blogger、Group以及YouTube等相关服务的服务器，都设置在美国数据中心，在中国的业务不会存储任何用户信息。Google 担心，这些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按照施密特的说法，中国是Google唯一一个愿意接受自我审查的国家。然而，在进入中国的四年里，Google一直坚持的客观、公正、完整、不人工干预的技术原则，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下受到了挑战。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严格的互联网管制方式，要求其技术原则必须做出改变，对其服务中涉及色情、非法信息进行有效约束。中国政府出于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逻辑，要求Google狂野的技术必须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互联网管理法规的控制。
然而，对于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和美国价值传统下生活的工程师们来讲，这种控制是无法忍受的。
根据杰夫·贾维斯“控制与信任成反比”的定理，全球化的Google在中国面临的新困境是：如果继续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查与控制，将势必会失去全球范围内的用户信任;如果要捍卫全球范围内的信任资产，坚持其技术中立性原则，那么在中国的审查和控制下的运营，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与此同时，更深刻的背景是，Google在中国的运作承担着中美两国的双重法律风险。
因为 google.cn推出不久，美国国会在2006年2月16号就通过了《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提供搜索引擎服务的美国公司，不得在裁定的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国家设置用于数据储存的服务器;并且要保证搜索引擎的完整性，不得因满足符合限制互联网自由国家政府要求而人为改变搜索引擎的运行，产生与用户预期结果相异的搜索结果。在这一法案中，缅甸、中国、伊朗、朝鲜、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被美国定义为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国家。
2006年2月，Google因此被传唤出席美国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为进入中国做出说明。Google全球通信副总裁艾利奥特·施拉格在听证会上表示：“我们会密切监督在中国的情况，其中包括对我们的服务的新法律等限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重新考虑中国策略。”
现在，面对两国意图迥异的法律压力，Google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策略了，选择难度之大不难想象。
施密特说“我们尝试从全球的角度去选择最好的方案”，显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方法正如布林所说就是“更有原则的方法”，那便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运营，不接受任何政治审查。这一点Google在美国做到了，然而，在中国能否实现，结果并不取决于Google。
因为，围绕“是否可以依法运营一个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Google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中国国内目前普遍的看法是，Google要在中国做生意，必须接受中国法律政策的管辖。中国对于搜索引擎关键词的从紧监管，短期内不会松动。很多中国官员和公众认为对于搜索引擎审查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须被接受的，因为百度、微软在接受审查之下依然可以在商业上表现良好，为他们的判断提供了佐证。
Google的商业雄心是想要提供一个协调世界经济的平台：像施密特说的那样“Google搜索市场的综合就是整个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施密特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市场”。显然，这个梦想在中国面前受到了挫折和挑战，Google极有可能失去中国，梦想中的全球商业版图可能因此而残缺不全。
这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必须要承受的代价。
华尔街投行Jefferies & Co.的研究数据显示，在Google全年236.5亿美元的收入中国谷歌的市场贡献率不到2%。按照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耶的说法：离开中国，Google承受得起。
那么假如Google离开中国，如同其来时一样，也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关闭google.cn，作为对中国政府审查和过滤的抗议，赢得全球用户的信任却失去中国市场;放开Google.com的自我审查，将迎来中国政府完全的屏蔽，因而失去全部中国用户。
或许，可能有另一种博弈方案，冲突的双方都做出改变，那么Google就不用离去，世界也更有希望。
据悉Google依然在同中国有关部门沟通、磋商，最终结果还没有出现，便也也有了宽广的期待空间。
